挂名虚位:只被分工做助手张闻天下广东总张闻

时间:2019-11-28 21:10       来源: 凤凰金牌团队

  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,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,但并未成为核心。如果会议情况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,大家都拥护出来领导,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,反而推举张闻天呢?如果属实,那会议起码也会推举代替周恩来任军委,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;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,而不会是周恩来。

  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,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,但并未成为核心。如果会议情况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,大家都拥护出来领导,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,反而推举张闻天呢?如果属实,那会议起码也会推举代替周恩来任军委,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;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,而不会是周恩来。

  既然说“遵义会议确立了对全党全军的领导”于理于法都显得缺乏根据,那改为“实际上”确立了行不行呢?如果实事求是的话,应该说“实际上”也并未确立。

  遵义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确立对全体红军的领导,这是无可争议的。因为会后一个相当时期,红军都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,无论还是党中央都谈不上对全国红军的领导。四方面军在北上到达陕北会师前就一直不服从指挥。二、六军团有八个月反而受张国焘节制。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联系。长征到达哈达铺,中央才了解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。可见,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。

  那么能否说遵义会议确立了对中央红军(一方面军)的领导呢?大概也不能这样说。会议决定和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,就是“取消三人团,仍由最高军事朱周为军事指挥者,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,”“以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”。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,鉴于以前博古(实为李德)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,会议强调加强局对军委的领导,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局或的扩大会,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,然后以军事朱(德)周(恩来)的命令行之。作为自称“得意之笔”的四渡赤水,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。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,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。例如担任党中央总的张闻天,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,遂提议并经局会议讨论决定任前敌总指挥,也是以中革军委朱(德)周(恩来)王(稼祥)的命令行之:“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,同志为前敌委员”,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, 几天后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,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。张闻天下广东总张闻天并非 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,建议晚点下命令。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,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,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,否则就很难发挥作用。所以半年后的沙窝局会上,还提议要发挥会作用,每周至少开会一次。 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。因为这时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。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,以及会理会议前写信、彭德怀发牢骚以及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军事指挥的事件,都是证明。在个威还不足以保证自己主张得以实现的情况下,一般都会强调集体领导,主张多开会;一旦成为权威,才往往容易感到会多了麻烦。

 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看作确立军事领导的证据,也是不大可靠的。因为三人小组隶属于,不但职权同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不同,而且组长还是任军委的周恩来,只是组员之一。 在一、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,代表军委作报告和结论的就是周恩来。 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,还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。 所以正如有的党史研究者所讲,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(沙窝)会议这8个月期间,“不管是从职位上看,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,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”。(见《中史研究》1999年第1期第63页)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,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,因周恩来生病,张闻天提议分工由负责军事以后,特别是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出任政委以后。张闻天在1943年的《反省笔记》 中也说,“出了草地以后,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(恩来病了),一切行动全权由同志负责。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,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。”实际上,直到长征结束中央抵达陕北,在下寺湾局会议上,又是张闻天建议,成立新的(名义为西北军事委员会),以为主席,周恩来、彭德怀为,这才正式确立了对一方面军(还有十五军团)的领导。但由于张国焘闹独立,尚未同二、四方面军会合,有些红军又失掉联系,所以还远谈不上对全军的领导。

  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,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,挂名虚位:只被分工做助手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,以为主席,周恩来、张国焘为。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,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,有些责任还分不清,致使1937年3月西路军的完全失败,责任在还是张国焘,就长期说法不一。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对全军的领导,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。从此,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,都是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,直到四十年后去世。但还不能说洛川会义确立了对全党的领导,这又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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